她本应早早就离开上海启程前往法国的,却迟迟没走,甚至还参加了五月末的罢课,学校迫于压力同志学生们次日回来上课,她却卷着一百多个义愤填膺的人直接跑路——谁都懂这是学校的董事们迫于压力说的,说出来了,他们学生不听就罢了,何必较真。

    而且那一百多个人也说:如果国将不国,那这学校上和不上也没什么区别。

    裕溪龄本想再多留一段时日,但陈延年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她应该启程去法国学习,便极力规劝裕溪龄立刻启程,不要误了时间。

    “可我愤恨。”裕溪龄如是说。

    “我们说好的,你负责科学,我们负责民主,所有人都搞民主了,下次再有人来烧了圆明园,我们还是无法抵抗,你应该去好好学习,学成之后回来武装我们,我们凭借血肉之躯尚能坚持一段日子。”陈延年语调平缓,但用词慷慨激昂,叫人心情激荡。

    又回想先前在北大,她也是只能在钻研学术和追求民主两条道路上选其一,裕溪龄便待大浪潮退去之后,登上了去法国的船,一路从上海到了香港,又从香港到了西贡,最后才飘到了法国一处港口城市。

    有了前期的出差经历,她倒没像其他登船的人一样不舒服。

    接她的人叫李石曾,在巴黎学习已经很久了,还写了一篇关于大豆的论文,不过裕溪龄对生物没有太大的研究,尤其对植物学,只知道李石曾是一个开豆腐店的,还找了很多华人来法国帮他们就业。

    裕溪龄跟李石曾促膝长谈,李石曾便将她引荐到了巴黎,不过具体的学校还是要靠裕溪龄自己。

    离开法国的时候,她是外交官的女儿,受各界上流人士爱戴,这次来法国,却是独自一人,她没有故意张扬自己的身份,近期发生的事情让她对法国失去了好感,也不想再借助之前的人际关系了。

    当一个人对某件事物或某个地方有好感,那他的眼里就会慢慢只看得见好,但当某人对某地没有好感,那他对那个地方只会越来越讨厌。

    裕溪龄就是这样想的,以前她只接触上流社会的绅士,体验很不错,但现在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完全没有特权,在申请学校的时候都困难重重,导师们更是不愿意收那些从遥远东方国家来的“难民”。

    几经辗转,她终于在两个月之后加入了一个实验室,实验室主人的名字叫做——玛丽居里。

    这位居里夫人和她的丈夫对裕溪龄还算不错,时常会请裕溪龄到他们家吃饭,还撮合两个女儿跟裕溪龄一起玩,哦,还有一个男生,叫弗雷德里克,他们一起玩。

    居里夫妇和两位居里小姐以及比她小一点的弗雷德里克先生总是会坐在一块讨论白天的实验。年纪小的爱芙居里总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而裕溪龄也听不懂弗雷德和伊蕾娜的研究内容,谁让居里夫人在物理学和化学两方面都很擅长呢?她的学生在她们下也分物理方向和化学方向。

    “我当然不会留下了,我的国家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呢。”某个午后裕溪龄与弗雷德闲谈时,如是说道。

    “为什么?既然知道了水深火热还要回去?法国不好吗?”弗雷德里克揪了一块面包丢进嘴里,裕溪龄一直很特别,好像身后有人拿着刀子逼着她学习,他敢肯定,裕溪龄如此努力的原因绝不止是喜欢物理。

    “前几年我帮我祖国那边的学生代课,他们要留法勤工俭学,现在估计快来了,那时候我跟他们说,叫他们能多看多看,能多学多学,然后战争胜利,可我们的领土却被日本拿走了,实话说我对法国有些失望,所以我要把法国科学带回去。”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弗雷德里克说。

    “弗雷德,科学没有国界,但是技术有。”裕溪龄看着弗雷德里克的样子,又补充了一句:“科学是武器运作的原理,技术是运用武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