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也不能那么说,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一夫一妻制度造成的。”叶开一挥手道,“假如放开这个,实行一夫多妻制度的话,就没有这些烦恼了,只要有本事,你娶几个老婆都行,只要你养得起,这么一来反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荒谬的想法!就算是那样,也不能保证没有婚外情发生吧?”何晴对于叶开的想法,立刻予以谴责。

    “那就不一样了嘛……”叶开表示道,“既然允许一夫多妻制度了,那么婚外情就要绝对禁止的,只要你上了车,就得补票,而且破坏人家家庭的行为,在处罚力度上也要加大,必须以严苛的刑罚来代替所谓的道德谴责才行!”

    “怎么可能,这么多年来,什么时候有过这么严苛的法律了?婚外情也就是道德谴责而已……”何晴否定道。

    “所以只能说制定法律的人本身就有问题,他们心里面要是没鬼,怎么可能留下这些尾巴?让一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来制定法律,制定出来的法律自然是漏洞百出,到处都是他们为了自己脱罪而留下来的后门儿。”叶开一针见血地指出道。

    叶子平听儿子跟何晴在那里斗嘴,越说越离谱儿了,几乎把所有制定法律的专家都给骂成阴险卑鄙的小人,顿时弄得他有些哭笑不得。

    “好了好了,不提这事儿了,叶开你那些都是奇谈怪论,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叶子平摆了摆手,制止了他们的争论,“让我脑袋清净一会儿吧,吃过晚饭之后我们就坐飞机进京。”

    他所头痛的问题,却是关于明珠市放开涉外婚姻审核的事情。

    其实,当时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的例子虽然也有很多了,可是比例毕竟很小,中国人真要下决心和外国人结婚,要过好几道关,所承受的压力让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但一点也不夸张。

    很多老人都认为,子女同外国人结婚是“背叛祖国、背叛党和人民”,为了表示反对,父母甚至会以断绝关系相逼。

    除了父母坚决不同意,还有单位、登记机关的考验。当时,要在国内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结婚,必须持单位开具的证明信。

    单位对于涉外婚姻的看法,一般给出的建议就是当事人自动提出辞职。

    但是大多数人对单位的依赖程度很高,辞职绝不是说起来那么轻松。

    一个人如果没有单位,没有组织关系了,那就意味着无法在社会上正常生活,如果没有单位开证明,连护照和出国的手续都办不下来。

    对于党员来说,涉外婚姻也有“背叛党组织”的嫌疑,所以一般也会被建议主动**。

    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登记前,必须要准备好户口簿、身份证、县团级单位开具的证明信以证明当事人婚姻状况。涉外一方则要求提供护照、职业证明并经过中国大使馆的公证。双方还必须到指定医院进行婚前体检。

    申请人提交材料后,婚姻登记机关并不立刻给予登记和发证,这里面还有一个婚姻登记机关的工作技巧,那就是“等等再看”。

    涉及外国人的婚姻申请,登记机关通常会向中方当事人所在的单位和街道办事处了解情况,通过工作人员前去做思想工作。

    当时,思想工作加之当事人单位和社会舆论压力,有些当事人就承受不住,不再坚持和外国人结婚。因此,有一些结婚申请在两三周甚至一个月之后批下来时,结婚的双方当事人却再也不来领证了。

    不过到了90年代,涉外婚姻登记的数量逐年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