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原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曾长期参与赔款谈判的中川融坦言,“把战争赔偿与经济援助结合起来,从结果上看,对我国扩大贸易发挥了积极作用。”

    终于,在70年代初期,日本将目光投向了共和国。

    “中日建交的时候,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叶子平说道,“这自然大大加快了当时的外交进程,但是也让人争论不休。当时,我们的外汇储备非常紧张,而国内又非常需要从日本进口钢铁、化肥以及成套设备,中日贸易迅猛增长,而我们始终只能用稀缺的石油资源来换取其他一切。”

    这么做肯定是非常不利的,这种情况也必须要改变才行。

    “当年东芝公司董事长率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代表团访华,签署《中日长期经济协定》后,中方领导人谈到很需要日方的资金,但利率太高了。”叶子平说道,“日本方面当即表示,负责日元贷款计划的oecf愿意以低息、长期的优惠条件,为共和国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但是oda的申请原则是受援国必须先提出贷款申请,这个触及了我们几十年间始终强调的自力更生的政治底线。”叶子平说道,“所以这事儿就停下来了。”

    “哦,这是一个面子问题。”叶开点头道,他心想,如果让当时的国人承认自己需要向日本人借钱,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也不仅仅是面子问题了,60年代苏联撕毁对华援助协定,给我们的经济建设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也使我们对外援的总体认识蒙上了阴影。之后我们采取了对外国的贷款、投资、援助不予接受和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政策。”叶子平说道。

    “那时候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在我们看来是件非常自豪的事情。不过从实际情况来讲,这种想法其实是非常保守的,对于经济建设极为不利。”叶子平说道,“直到后来方和同志访问日本,oda项目才迎来了关键转折,他在参观了日本的新干线之后,感触颇深,就表示高额贷款应在政府间进行,民间无力解决的事情应该在政府间解决,表示共和国可以接受政府间贷款,第二年这事儿就开始进行了。”

    不过这件事情也是一波三折,美国因国内法律限制和财政紧张,尚无对华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之意,但却十分关注日本的动向,对日本先行一步对华贷款颇有微词,甚至警告日本,贷款给共和国可以,但是共和国可以用这些贷款向美国等国家采购,日本不得阻拦。

    东盟各国也纷纷表示担心与抗议,认为日本对华贷款将导致对自己援助的大幅削减,更担心共和国将从此成为强劲的贸易竞争对手。

    不仅如此,苏联也就此事向日本发难,甚至表示了强烈不满。

    正是因为各国的阻拦,才让国内意识到了日元oda贷款对于共和国发展经济的重大意义。

    “最初全权负责此事的是国家外资委员会谢副主任,他们经过繁琐的程序与往来奔波,终于落实了第一年500亿日元的贷款,然而具体实施起来,又面临着数不清的障碍与困难。”叶子平说道,“最主要的困难,一是国内配套资金不足,中方不断改变计划,二是一些领导认为借钱就是把钱引进国内使用,而不是用来买技术装备以加快国内建设。不合常规的做法以及具体操作过程的繁琐,让具体操作此事的人们日以继夜地操劳,直到有一天,谢副主任倒在了办公桌前,累死的,心肌梗塞,同事进了办公室才发现的……”

    叶子平提及此事,也有些神情黯然。

    不过,因为持续时间长,数额巨大,对华oda也成了日本媒体长期热心造势的话题。

    每逢出现中日外交摩擦,媒体总要把对华oda端出来炒作一番。

    日方屡次强调,对共和国的援助都来自民间的税金,批判日本对华援助是部分亲华政治家对共和国领导人的政治献金,而共和国接受了日本国民的“血税”援助,非但不感谢,反而有意向国民隐瞒日本对华援助的真相,并持续进行反日宣传。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叶开听了就说道,“通过日元oda,共和国固然得到了发展资金,但是日本方面也打开了共和国的市场,不过就是一种互利手段而已,若是扯到了政治上面,就有点儿用心险恶了,说起来,既然达成了协议,那么就谁也不欠谁什么,吃亏还是占便宜,都写在纸面上了。”

    不过话虽如此,叶开还是很仔细地询问了这件事情的流程,然后又问了叶子平如何将胡汉的事情给搅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