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富户皆隐匿其财,导致‘告缗令’出,隐财者戍边,告发者可得其半,于是告密之风大行,商贾之家多破。这是涸泽而渔之策,短期内可聚敛大笔财富,却不利于商业之繁荣。若商不兴,如树木无叶,岂能长活啊?

    “我今财用虽不足,却不重商税,且使商贾于流通时得利始征,无利不征,前此聚敛之财,也不强取……”

    裴该这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私有财产的安全,而不象汉武帝似的,因财征税,也不管你这财产是好来的,是坏来的,是短期聚敛的,还是数代积聚的,全都一刀切,那自然会引发无穷的阻力。而且这也使得工商业者不敢扩大生产规模,所得利润宁肯吃穿浪费掉,更不肯置换成车、船等运输工具。

    “如此一来,有若农赋,丰年不加,平年不减,歉年可免,人乃乐于经商、作工,而其获利厚,国家赋税也丰,公私两便。且我与商者官,仍使为商,与工人官,仍使作工,不使牧民,又何来刻剥百姓之虞啊?”

    当然啦,这只是目前的状况,裴该是很想找机会把一两名成功的商人安插进自己幕府中去,专门负责制定商业政策的,就好比汉武帝朝的孔仅、桑弘羊等人那样。但他也知道时机未到,光给工商业者空头吏职,就已经引发很大的阻力了,他又不是汉武帝那样一言九鼎的皇帝,还不可能彻底改变哪怕只是一两名工商业者的地位。

    再者说了,武帝时儒家才刚抬头,还没能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直到汉宣帝,都还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呢,如今可是经汉元、新莽、光武等数十代的哄抬,儒学已成主流,轻易摇撼不得了。

    裴该说了一大套话,终归是需要喘口气的,隗瑾这才得以插进话去,说:“商贾之利甚厚,若不加以抑制,反而重视,诚恐农人皆将释耒耜而逐商利,难免摇动根本……”

    裴该笑问道:“卿以为,商贾之利几倍?”

    这个问题笼统得有点儿没道理,隗瑾因此愣了一下,裴该趁机就说了:“耕田之利十倍,商贾之利百倍,立主定国之利则无数倍,难道农夫都将释其耒耜,商贾都将倾其珠玉,去立主定国不成吗?”

    这几倍几倍的说法,原本出自吕不韦,他这么跟自家老爹一商量,立主定国之利无数倍啊,当即就跑去扶持子楚了——裴该的意思,象吕不韦这样的商人,世间能有几个?

    “非其不知利厚也,但利益愈厚,风险便愈大,普通农夫,安能为之?人之秉赋有差,所适合之业不同,即我重商,亦不轻农,何至于望风而转业啊?固然,人往往惯见成功,而不见失败,若乡里有因商致富者,总会尝试仿效,然而,若守吏不能察知其情,筹谋对策,或及时禀报朝廷,还要守吏何用?朝廷置吏牧民,难道是仅仅要他们收取贡赋的吗?

    “世间事,有利则必有弊,若因有弊而不为,则唯垂手待死而已。国家为政,要在应天时、问风俗、察民情,加以教化、疏导。今四方疲敝,百业不兴,是以重之,如天旱而必须堰河储水,若天雨导致储水满溢,再掘开泄洪可也。若旱时怕洪水,而不敢储水,又如何能够活到天雨之时呢?”

    裴该这一是为再次声明,我如今重商的政策,是临时性的啦,临时性的,你们别太过反对。同时也暗示,倘若商业的发展影响到农业生产,我自然会收紧口子,而倘若还没有这种危机萌现,那你们也别求我改变政策。

    他的话句句占着理,却又极其油滑,隗瑾虽然不大以为然,但一时也找不到下嘴之处,只好把话题给兜回来:“既然如此,裴公又为何要西贾输入银钱啊?钱之为物,只便流通,饥不能食,寒不可衣,非急需也。”

    裴该转向张寔,问他:“请教张公,今西贾自西域输来,都是何物?”

    张寔回答说:“多殊方异物,及马驼、毛皮、珠宝等。”

    裴该点一点头,说:“若有西方种籽,张公可留意,是否能够种之于中国,可使多贡。马驼、毛皮亦皆可留,至于珠宝,也不能食,不能衣,不能为兵,非急需之物,可贬其值,命其输入银钱。”

    然后才转过来对隗瑾说:“钱不能食,然可以易食,不能衣,然可以易衣,其于商业有大用,非珍珠翡翠可比。”

    隗瑾问道:“若田地少产出,钱如何易食啊?桑蚕不繁盛,钱如何易衣啊?”

    裴该笑着说,话又兜回来了,我也没说不重耕织啊,而且——“耕织者,小民之利,非士之利也,然而如今之士,多聚敛田土、奴婢,盛造庄院、坞堡,屯积粮、帛。市间诸肆皆空,而庄院仓廪丰盈,所为何故?隗卿可想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