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鹄不但一句句诛心之言，而且对刘渊甚不恭敬，他称呼司马炎叫“武皇帝”，称呼司马衷叫“孝惠皇帝”，却不叫刘渊“光文皇帝”而仅呼其字，这使得韦忠再好脾气，也不免火冒三丈，当即勃然而起，呵斥道：
“先生此言，指斥乘與，犯上不道！难道吕氏欲叛皇汉而归从于司马晋不成么？！”
吕鹄见状，也不害怕，也不恼怒，仍然笑眯眯地，摆摆手说：“大将军此言，吕氏实不敢当……”随即环视陪坐诸子弟，对韦忠解释道：“实是这些不学小子，不明皇汉之大义，与大将军之忠节，都云大将军昔不仕晋，是为避祸，后乃从汉，是见皇汉势大，于是有攀龙之情，总而言之，都是一个‘怯’字，为乱世偷生耳。小老以为不然，大将军必有深意，是故设问，请大将军为我教育儿孙，如此而已。”
这话就说得很直白了，韦忠你别假模假式摆出那副忠臣嘴脸来，你丫就是一无胆鼠辈、贪图利禄之人。晋与汉，哪来的谁义谁不义啊，只有强弱之分，因而你才附强欺弱罢了。
韦忠怒火攻心，双眼略略一眯，面露杀气，对吕鹄道：“先生自恃墓木拱矣，或将不久于世，因而放言无忌，就不怕祸及子孙么？实与先生言，今皇汉大军，见在蒲津，与吕氏仅仅一水之隔。吕氏若肯恭执臣节，供输军需，还则罢了；若昧于大势，有叛反之心，则一旦王师东归，必破汝坞，屠尽吕姓——恐怕到时悔之无及啊！”
吕鹄还是笑，颤颤巍巍地回答道：“吕氏家小族弱，坞中青壮有限、兵甲不全，实难以当汉军之击。然而，大将军以为汉军必能东归么？今河东之兵、粮、舟船，皆由大将军调度，一旦大将军不在，军心必然涣散，粮秣必然难聚，舟船也将四散，则汉太子在河西，以饥疲之师以当裴大司马，安有胜算？即欲东归，河桥狭窄，舟船无着，晋师在后，未知能有几人全生啊？丧败之卒，便临我坞，吕氏却也不惧。
“时局如此，不知昧于大势者，是小老啊，还是大将军哪？”
韦忠闻言，不禁悚然而惊，忙问：“听汝之意，欲杀我么？”
吕鹄摇摇头：“岂敢，岂敢，唯大将军远来，舟车劳顿，乃恭请于蔽宅内多留几日，洗涤风尘而已。”
韦忠这才明白，今日乃是一场“鸿门宴”！
他原本以为，胡汉近年来虽然略受挫折，于河东郡终究余威尚在，即便强如裴、薛，也不敢公然背反，只是阳奉汉朔，而实际骑墙罢了，况乎吕氏？虽说在蒲坂县内，吕氏算是第一大族，但放诸整个河东郡，则田土有限、人丁不繁，论武力更是提不起来。
——打比方来说，吕氏之力翻三倍，未必能比柳氏，翻五倍比不上裴氏，薛氏且可轻易蹉踏之。
故而怕只怕裴、薛造乱——此亦刘粲拘留裴硕、薛涛之意——吕氏哪有胆量背反皇汉哪？尤其唯青壮才敢铤而走险，越是老耄，行事越当求其稳妥，除非晋人大举入郡，否则岂敢摆正车马，与皇汉做对？裴氏当家的裴硕便是如此，况乎岁数比裴硕还大的吕鹄呢？
而且这回吕鹄表示愿意相见一面，还是向来恭顺的柳氏从中说和，则若吕氏有所不轨，柳氏自也脱不了干系。韦忠因此才敢轻身前来，本以为吕鹄尚在附汉与中立之间摇摆，则靠着自己一身凛然正气、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将其导向正途；谁料吕鹄竟是想诓自己入坞，施以毒手！
诚如吕鹄所言，倘若杀害了自己，或者仅仅只是把自己幽禁于此，河东之事缺乏足够名位的大臣坐镇，人心必然紊乱，军政诸事都难入正轨，舟船、粮秣不能及时运抵河西，则皇太子殿下如同手脚被缚，在战事上必受重挫。一旦败战而归，则晋势更炽，皇汉内部的矛盾都会因此激发，平阳这座大厦势必摇摇欲坠了！
这可该怎么办才好？我若辜负了皇太子殿下的重托，有害国事，真正百死莫赎！
要说韦忠确实可以算是一名忠臣，什么华夷之义他固然是不明白的——实话说此际民族主义思潮尚未泛起，当世士人，也没几个真能懂得——唯知受人之禄，必忠人之事，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线，不可逾越。想当初平阳郡守陈楚强迫他出仕为功曹，虽非情愿，陈楚遇险之时，韦子节仍肯舍命相救；况乎刘渊待其甚厚，他一寒门士子，仅仅数年间便晋升为胡汉重臣，则彼既以国士待我，我又岂可不以满腔忠悃还报之啊？
实话说，刘渊其人实有英雄之姿，有天下之志，故而石勒拟之为汉高祖，雅不愿背其子孙——其后刘曜本非刘渊正支，靳准之乱后，又不立刘渊余孤，而自称皇帝，甚至于连国号都给改了，石勒因此而叛。韦忠论野心远不如石勒，又久在平阳，立朝参政，刘聪待其也不能说不厚——镇西大将军的名号，就是刘聪所封的——他又怎可能不竭尽忠悃，以报刘氏两代之恩呢？
后世所谓“愚忠”便是如此，不思百姓罹难，不顾国家前途，仅仅因为个人所受小恩小惠，就肯竭诚以事昏君乃至暴君——这其实跟江湖义气没有太大区别。况乎华夷之辨、民族矛盾，那根本就不存在于韦子节知识体系之内啊。
故而后人看韦忠之所为，前后矛盾，或许颇为可笑，他自己可是浑然不觉，自诩甚至于自矜立身甚正的，能力如何另说，仅论此一腔忠魂碧血，敢与历代纯臣并肩而无愧。时论却也如此，唐初所撰《晋书》，即便以晋为正朔，胡君都入《载记》，也仍然把韦忠列名于《忠义列传》——此传中尚有麴允呢，谋国无才、御敌无胆，仅仅一死以报君王，就算忠了，真哪儿说理去……
“先生此言，指斥乘與，犯上不道！难道吕氏欲叛皇汉而归从于司马晋不成么？！”
吕鹄见状，也不害怕，也不恼怒，仍然笑眯眯地，摆摆手说：“大将军此言，吕氏实不敢当……”随即环视陪坐诸子弟，对韦忠解释道：“实是这些不学小子，不明皇汉之大义，与大将军之忠节，都云大将军昔不仕晋，是为避祸，后乃从汉，是见皇汉势大，于是有攀龙之情，总而言之，都是一个‘怯’字，为乱世偷生耳。小老以为不然，大将军必有深意，是故设问，请大将军为我教育儿孙，如此而已。”
这话就说得很直白了，韦忠你别假模假式摆出那副忠臣嘴脸来，你丫就是一无胆鼠辈、贪图利禄之人。晋与汉，哪来的谁义谁不义啊，只有强弱之分，因而你才附强欺弱罢了。
韦忠怒火攻心，双眼略略一眯，面露杀气，对吕鹄道：“先生自恃墓木拱矣，或将不久于世，因而放言无忌，就不怕祸及子孙么？实与先生言，今皇汉大军，见在蒲津，与吕氏仅仅一水之隔。吕氏若肯恭执臣节，供输军需，还则罢了；若昧于大势，有叛反之心，则一旦王师东归，必破汝坞，屠尽吕姓——恐怕到时悔之无及啊！”
吕鹄还是笑，颤颤巍巍地回答道：“吕氏家小族弱，坞中青壮有限、兵甲不全，实难以当汉军之击。然而，大将军以为汉军必能东归么？今河东之兵、粮、舟船，皆由大将军调度，一旦大将军不在，军心必然涣散，粮秣必然难聚，舟船也将四散，则汉太子在河西，以饥疲之师以当裴大司马，安有胜算？即欲东归，河桥狭窄，舟船无着，晋师在后，未知能有几人全生啊？丧败之卒，便临我坞，吕氏却也不惧。
“时局如此，不知昧于大势者，是小老啊，还是大将军哪？”
韦忠闻言，不禁悚然而惊，忙问：“听汝之意，欲杀我么？”
吕鹄摇摇头：“岂敢，岂敢，唯大将军远来，舟车劳顿，乃恭请于蔽宅内多留几日，洗涤风尘而已。”
韦忠这才明白，今日乃是一场“鸿门宴”！
他原本以为，胡汉近年来虽然略受挫折，于河东郡终究余威尚在，即便强如裴、薛，也不敢公然背反，只是阳奉汉朔，而实际骑墙罢了，况乎吕氏？虽说在蒲坂县内，吕氏算是第一大族，但放诸整个河东郡，则田土有限、人丁不繁，论武力更是提不起来。
——打比方来说，吕氏之力翻三倍，未必能比柳氏，翻五倍比不上裴氏，薛氏且可轻易蹉踏之。
故而怕只怕裴、薛造乱——此亦刘粲拘留裴硕、薛涛之意——吕氏哪有胆量背反皇汉哪？尤其唯青壮才敢铤而走险，越是老耄，行事越当求其稳妥，除非晋人大举入郡，否则岂敢摆正车马，与皇汉做对？裴氏当家的裴硕便是如此，况乎岁数比裴硕还大的吕鹄呢？
而且这回吕鹄表示愿意相见一面，还是向来恭顺的柳氏从中说和，则若吕氏有所不轨，柳氏自也脱不了干系。韦忠因此才敢轻身前来，本以为吕鹄尚在附汉与中立之间摇摆，则靠着自己一身凛然正气、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将其导向正途；谁料吕鹄竟是想诓自己入坞，施以毒手！
诚如吕鹄所言，倘若杀害了自己，或者仅仅只是把自己幽禁于此，河东之事缺乏足够名位的大臣坐镇，人心必然紊乱，军政诸事都难入正轨，舟船、粮秣不能及时运抵河西，则皇太子殿下如同手脚被缚，在战事上必受重挫。一旦败战而归，则晋势更炽，皇汉内部的矛盾都会因此激发，平阳这座大厦势必摇摇欲坠了！
这可该怎么办才好？我若辜负了皇太子殿下的重托，有害国事，真正百死莫赎！
要说韦忠确实可以算是一名忠臣，什么华夷之义他固然是不明白的——实话说此际民族主义思潮尚未泛起，当世士人，也没几个真能懂得——唯知受人之禄，必忠人之事，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线，不可逾越。想当初平阳郡守陈楚强迫他出仕为功曹，虽非情愿，陈楚遇险之时，韦子节仍肯舍命相救；况乎刘渊待其甚厚，他一寒门士子，仅仅数年间便晋升为胡汉重臣，则彼既以国士待我，我又岂可不以满腔忠悃还报之啊？
实话说，刘渊其人实有英雄之姿，有天下之志，故而石勒拟之为汉高祖，雅不愿背其子孙——其后刘曜本非刘渊正支，靳准之乱后，又不立刘渊余孤，而自称皇帝，甚至于连国号都给改了，石勒因此而叛。韦忠论野心远不如石勒，又久在平阳，立朝参政，刘聪待其也不能说不厚——镇西大将军的名号，就是刘聪所封的——他又怎可能不竭尽忠悃，以报刘氏两代之恩呢？
后世所谓“愚忠”便是如此，不思百姓罹难，不顾国家前途，仅仅因为个人所受小恩小惠，就肯竭诚以事昏君乃至暴君——这其实跟江湖义气没有太大区别。况乎华夷之辨、民族矛盾，那根本就不存在于韦子节知识体系之内啊。
故而后人看韦忠之所为，前后矛盾，或许颇为可笑，他自己可是浑然不觉，自诩甚至于自矜立身甚正的，能力如何另说，仅论此一腔忠魂碧血，敢与历代纯臣并肩而无愧。时论却也如此，唐初所撰《晋书》，即便以晋为正朔，胡君都入《载记》，也仍然把韦忠列名于《忠义列传》——此传中尚有麴允呢，谋国无才、御敌无胆，仅仅一死以报君王，就算忠了，真哪儿说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