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晚期的桓帝永寿三年,曾经有过户口统计,总计全国民户一千零六十七万余,人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余。晋武帝平吴后再统计,全国户约二百四十六万,口一千六百十一六万余,还不到汉代的四分之一。

    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因为西晋没有正经搞过人口普查,是综合了魏、蜀、吴三国官方造册,累加而得出来的数据。汉末大乱,人口流徙非常严重,此后又是三国纷争,导致大量百姓成为官私部曲,也就是“隐户”,并不入官方名册。倘若西晋能够保持五六十年的太平世道,并且重新加以详细核查、统计的话,是应该能够起码恢复到汉代之半的。

    只可惜,从平吴到楚王司马玮进京杀杨骏,“八王之乱”开始,老百姓也就刚吃了十一年太平饭而已……

    根据太康年间的统计,彭城七县,户口数却只有下邳七县的一半多点儿,换言之,彭城比下邳要穷多了——虽有铜铁之利,晋朝官府此前却并没有认真加以开发。裴该自下邳而入彭城,所见到的春播景象,也比下邳要差得多。老百姓大多还是自发地耕种,并没有官吏前来指导或者监督。

    这倒也在意料之中,倘若熊远能够搞得比陶侃还好,裴该真要当他面把自己一双眼睛给挖出来了。况且彭城比下邳更靠北,相信熊远就任的时间比陶侃还起码要短上五六天呢。

    逐渐行近徐州城,先派裴度前去通报,可是裴度很快就跑回来了,说:“熊相不在城中……”裴该不禁皱了一下眉头,忙问:“何处去了?”

    “说是下乡督促春播,具体何在,郡中小吏尚待前往寻找。”

    裴该撇撇嘴,说算了,那先不理他了,咱们进城去等他吧。

    才到城门口,忽然就见远远的一个人从田野里气喘吁吁地疾跑过来,到了裴该的马前拱一拱手,但却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裴该定睛一瞧,这不正是熊远熊孝文吗,他怎么这副打扮?

    就见熊远没有穿公服,只着一件素白的麻衣——还是短衫——背上负着一个斗笠,腰间悬着一枚葫芦,手里柱着半截树枝当拐杖。裴该翻身下马,还施一礼,就问他:“熊君何以如此?”

    上回见面,他一直称呼对方“熊相”,很公事公办的嘴脸,不带一点儿感情色彩,这回却不自禁地就称呼起对方“君”来了。

    士人间相互称呼的不同,自然代表着不同的高低身份和亲疏关系。对于高官显宦,或者有一定身份的长辈,自然是要称“公”的,或者以其官职来称呼,但不挂姓——比方说卞壸等人就叫裴该“使君”、“都督”;次一等则称“君”,同样以示尊敬,但显得称呼双方的地位基本相等;亲近之人可称表字,或者称“卿”,如果不算太熟而仍称“卿”,则表示你地位要比我低。

    比方说裴该为一州刺史,对于徐州官吏,包括各郡国守相,他都可以一律称“卿”。但是他终究年纪还轻,所以出于尊敬年长者的理由,对于卞壸就始终称“君”,想称陶侃为公,陶侃坚不肯受,也就退一步而称“君”了。

    此前称熊远为“熊相”,那是瞧不起对方,所以只以官职来称呼,偶尔称“卿”;自从见了熊远那封上奏,裴该在心目中已经把对方的等级上调了不少,故此一见面,“熊君”二字便脱口而出了。

    熊远只是连连作揖致歉,要喘了老半天的气,这才勉强能够说出完整的话来:“末吏前去督导春、春播,才闻使君到来,不及更衣相迎,还望恕、恕罪。”

    裴该笑一笑:“亲课农桑,当受嘉勉,何罪之有啊?”不管你能力如何,肯于认真办事,并且看这模样——倘若不是装的——还挺任劳任怨,那就是个好同志嘛。

    揖让一番,并肩入城,进入衙署后,熊远先洗漱一番,换了身公服,然后才来与裴该坐定交谈。裴该向他探问彭城国内的情况,熊远叹了口气:“我在江东,不知江北民生凋敝如此……五百里一郡,却有若百里一县,治理起来,料必繁难……”

    说到这里,又向裴该略略一揖:“此前口出大言,说要导民知礼仪,然而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民尚不得温饱,谈何知礼?陶公所言是也,我的话却未免太过轻佻了……”

    熊远在江东也做过州、郡的功曹,虽然主要管理吏政,也免不了要掺和生产、亲近百姓,所以还是有一定民政经验的。他此前大言炎炎,主要是从来没渡过长江,看到过中原地区的凋敝景象,只拿太平时节的江东郡县来做类比,自认为官吏一个郡国未见得能有多难吧?

    等到进入徐州城,按查府库、卷册,又亲自跑周边乡野去考察了几天,才知道两者完全不能相比。别的不说,动乱中的人心惶惶,今天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活命,过半百姓家无隔宿之粮,你要他们安安稳稳服从统治,守规矩、讲礼仪?谁会来搭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