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看着高俅嘴唇动了动,他本想说:若干年后,你的儿子高衙内也会犯下当街调戏他人的罪恶,由此,按照宋刑统,整个汴梁城的百姓成了“见危不救”的罪犯,他们都该被流放。

    但赵兴才张嘴,又忽然想到,《水浒传》是明代人编撰的,编撰的那人用明代人的思维衡量宋代,他不知道恶霸在宋代其实是一名娱乐明星,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平民百姓娱乐的,闲着没事就殴打一番,以消解生活中、房事上所遭受的怨气……总之,真实的情况是:如果汴梁城真存在一个无恶不作的高衙内,那么全汴梁城的百姓都成了“见危不救”的罪犯,依据法律,东京汴梁城的二百万人都该被流放!而水浒传作者编造一个高衙内,毛笔轻轻一转,全东京人都被他绑架。

    但赵兴终究还是没开口,因为说这些毫无意义,《水浒传》本来就是本,拿情节的错误来指责他人,纯粹是闲的无聊。

    望着高俅的背影,赵兴突然又联想到自己的命运,苏轼曾经历过一段被妖魔化的过程,他的文章与字帖都被毁绝,也幸亏日本人与太监、六贼之一的梁师成保留了他的著作,才使苏轼平反后,中国人能重见到这位大诗人的杰作。

    高俅就是在苏轼被污蔑的时代,与苏轼一同被扭曲的。苏轼地诗词实在有魅力,以至于别人向歪曲很困难。但高俅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没有任何诗作,所以没有受到日本人的保护,所以在后来他是万恶的,是欺男霸女的,他是贪污的……

    在这种环境下,苏轼身边的其他人能幸免吗?

    难说!

    据赵兴所知,与苏轼关系密切的苏门六学士受到了日本人的保护,所以他们的诗作没有被埋没,而与苏轼关系稍远的潘大临。则没有几句诗留下来。除了潘大临之外,似乎参廖子也算其中之一。

    他呢?他自己呢,是否在以后地岁月中被扭曲成一个无恶不作的大贪官,即使他没有无恶不作。别人也会把他写成无恶不作?

    历史,有时令人胆寒。

    一股怒气从赵兴心头涌上,他一拍桌子,指着下面的衙役大声喝斥:“做什么呢?怎么有气无力的,昨天没睡好吗?我说,你把那挠痒痒板举得再高一点。再高一点,要带着满腔愤恨看着眼前地人,板子打下去。要像快马奔过石板。发出哒哒哒哒的连串响声……”

    赵兴在桌子上敲击出《轻骑兵进行曲》的调门,继续说:“要带着满腔怒火打,眼睛瞪大点,眼前这厮殴打了你的孩子,调戏了你的妻子……对,就这样,要感同身受啊。”

    打板子的衙役将刑杖——也就是赵兴所说地挠痒痒板抡圆了。模仿赵兴的曲调。发出一阵细腻而响亮的啪啪脆响……但曲调进行到,嘎然而止。那打板子地衙役神色扭捏地说:“签判,我忘了数数了!”

    在场的人都一脸的黑线,倒是受刑的李三精神矍铄,他趴在地下,嘹亮的扯着嗓子,声嘶力竭的喊:“大人,我记得,我数着呢,他多打了二十板。”

    在场的几名官员脸立刻绿了。

    在这个被人称作“弱宋”地时代里,官府不赞成严厉惩罚犯了错地人。诏令规定了刑杖的大长短与数目,还规定官员不能对犯人乱用刑罚,一旦乱用刑罚,超过了规定地数目,则要受到御史弹劾,而且要给伤者付“伤药费”。

    也就是说,赵兴现在板子打多了,他可以不向罪犯道歉,但要付给对方养伤钱——这笔钱的数目没有明文规定,多少全凭官员与犯人商量。

    想当年,卜庆横行汴梁,就是依靠手下人能捱打,他不怕官府打板子,而官府却要怕他的报复,所以连包拯都拿他没办法。

    现在,主动权到了李三手里。

    李三很幸运,他生活在大宋;李三很不幸,他遇到了穿越者赵兴。赵兴别的没有,铜钱他自家生产,所以他多捱了几板子,对赵兴来说无所谓。赵兴一拍桌子,大声喊:“打多了又如何?多少钱,你养伤需要多少钱,我掏了……嗯,既然给了养伤钱,轻伤也是养,重伤也是养,索性养个重伤——来人,继续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