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眼角瞥见毛滂失落的神情,他平静的说:“老师,京城不是我待的地方,加上妻妾怀孕,不能远行,我且在附近找个职位。实在不行,就退居林下,好好的经商,也算一种逍遥。”

    苏轼笑着问:“扬州如何?”

    赵兴倒忘了,苏轼预定的职位是吏部尚,这官职是主管天下官员的,想随手给赵兴安排个职位,那还不简单,更何况皇宫里那位高太后对苏轼有求必应。

    赵兴摸着下巴:“扬州,倒是个不错的地方,人都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可我的磨堪(资历)还不够做知州,与其到扬州跟一个不合心意的主官做下手,还不如待在家里看妾生孩子。”

    细细一数,赵兴这几年的政绩,那是一份令人瞠目结舌的成绩单。大宋努力了近二百年,全国才能凑出三万匹战马,他在密州混了一年多,前后给密州搞到的战马有两万多匹,而且这种状况还在继续。如今密州与辽国的马匹皮毛贸易越做越大,几乎每年都有上万匹战马被运回大宋。

    战马贸易只是他在密州的一项功劳,算起来他还安置了密州团练十八个指挥的士兵,设立了密州石料厂,石膏厂、纺织厂,及毛皮加工业,使得密州从一个穷困的防御州,一跃而成山东纳税大户……

    在杭州这几年,他的功绩也没说的,借着整修道路的功夫,赵兴将杭州地基层政权组织重新编制了一遍。这两样事现在已经显露出功效。长远看更是了不得。

    道路在人类文明史上被称为“国家锁链”,路修到哪,那片地区将会牢牢的绑在政权上,杭州道路整修完善,也意味着当地政府的执政能力大大上升,原先将一条政令传递到最偏僻的乡村,估计要一个月的时间,而现在也就是一两天而已。

    而基层里县乡镇的重建与完善。表面上看这种行为加强了赵兴家族对杭州的控制力,也使杭州官员更便于掌控百姓,比如征税等政府行为的执行更加快速有力,但更深层地意义,现在还没有显露出来。

    伴随着行政效率的提高,杭州的市易量也节节攀高,半年的市易税已经收了过去一年半的额度,而且看情形,这种上升趋势远没有停止。

    这些功绩明摆在那。赵兴虽然不愿意居功。把这一切都归之于苏轼,但苏轼心里清楚,这一年来,他不断的给赵兴上报,要求吏部给赵兴升官,皇宫里的高太后对苏轼有求必应,大多数时候,苏轼连赵兴的具体功劳都没叙述。只递上个奏章要求给赵兴加官,吏部从没有驳回过苏轼的这种近乎于荒诞地请求。

    这一年,赵兴地阶官从第三十七阶的迪功郎上升到第阶、从七品的承议郎。职官升任正七品的宝文阁学士。他的差遣官虽然没变,还是八品通判,但这差遣已低于职官与阶官,等同于升了一品。

    县令也就是八品左右,只有赤县令才是正七品,赵兴现在的官品,区区一个县令已经是以高就低。所以他才说不愿当县令。

    但苏轼另有想法。他没有回答赵兴的话,只是得意的笑着。指点着秦观说:“这次,少游随我一块入京,大概要入翰林院,炎师也同去,如此一来,离人倒少一个帮手,熟悉官场送应地帮手,我给你推荐几人……”

    苏轼就是这样一个肚子有话憋不住的人,人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赵兴的任命还没下来,他已经筹划着担任新官后地作为——嚣张,也不能如此嚣张。

    赵兴看着面色不欲的毛滂,插嘴打断苏轼的话:“老师,毛泽民担任法曹也满一届了,是不是也该挪挪位置?”

    毛滂字泽民,他只是个正九品的法曹,这样的官往上升迁,所需要花的时间比赵兴这样通过科举出生的人更艰难。所以,对赵兴地询问苏东坡面现为难之色,毛滂倒是丝毫不觉为难,他顺着赵兴地话,赶紧往前凑近了:“吾平生也无太高的奢求,求一县令足以。最好就在离人任职地左近,以便公务闲暇,与离人唱酬一番。”

    毛滂新编《西厢记》,借秦观的大名声,他也算狠狠出了一把名,如今在诗词界也算个有名气的词人了。但他还想更进一步,借助赵兴的资源,再好好翻新几部戏曲,奠定自己在戏曲界独一无二的地位。

    有了这种想法,毛滂认为如果任职的地区与赵兴相邻,那他就能在公务之余窜来赵兴家,既能享受赵兴的美食,也能从赵兴这里获取新鲜观点,激发灵感。

    这种要求对别人可能算是过分,然而苏轼是个不善于拒绝的人,他沉思片刻,点点头,答:“既如此,我还要想想办法……对了,我刚才说到哪,说到给你推荐几名随从,离人啊,你可要见见我推荐的这几名,其一名单锷,字季隐,嘉祜进士,其人不愿意做官,三十年来往于太湖,考察太湖水利,写成一本,提出了对太湖水系的疏浚方法,离人以后若为一县一州主官,不能不用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