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大约30多前,尼尔.波兹曼在他著名的《娱乐至死》中这样写道。那时,报纸与杂志步入式微之路,电视的黄金时代刚刚来临。

    这位科技悲观主义的美国学者认为,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幼稚的婴儿语言,一切公共事物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30年后,类似讨论依旧出现在有关大众传媒现状与未来的研讨会上。眉头紧锁的传播系教授学者们痛心疾首地指出,大众传播已经进入了一个重复、无用、意义解构的时代。传统媒体和自媒体陷入一场争夺注意力的角斗,他们为了一切能带来流量的话题蜂拥而上,争相为受众提供同质化的碎片信息。这场混战带来的其中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人们从此停止了。更可怕的是,话语权恰恰掌握在这群从不却最有欲望和信心侃侃而谈的人手中,他们引导着舆论的方向,影响着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的人生观构筑。一切严肃性的讨论被抛弃,大众在精神鸦片的麻醉下至死方休地狂欢。

    万方翻开手中的书,读了一遍扉页上的留言,脑中思索着奥威尔与赫胥黎,虽然依旧微笑着,眼中却流露出一瞬间的迟疑。就在那一瞬间,乐晞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位制片人并没有的习惯。她与电视圈里的其他人没什么不同。

    这其实也无可厚非。电视毕竟是种快消文化,读完一本书的时间成本对他们来说显然太高了。况且,在这个知识获取变得无比便利的时代,只要你肯花九块九,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买到公众号写手们已经嚼烂的文艺批评,在大部分讨论中大放异彩。与这个圈子里的其他人一样,这位制片人显然是付费的资深用户,并且深谙假装的艺术。

    而乐晞却仅仅因为一句科利.多克托罗的引用,就断定这位上司会对反乌托邦和大众传媒的讨论感兴趣,因而在她的生日会上送了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并且在扉页上写下了波兹曼的那句评论。这礼物与组里那些富家女们送的香水、化妆品和护肤品简直格格不入,可笑极了。尤其是,莫露西居然送了一双JimmyChoo的鞋子!

    乐晞不禁暗暗后悔:拿不准女人喜欢什么,送一套圣罗兰的口红总不会出错,又何必去揣测这位顶头上司的性情喜好。她为自己自作聪明的过度解读感到懊恼不已。

    万方脸上依旧带着平易近人的笑容,用胳膊推了下莫露西,说:“你们也学学人家。”莫露西娇嗔地揽住了她的手腕。

    乐晞也微笑,心中隐隐有些失落。就在那一瞬间,她霎时成了别人家的孩子,被一道无形的墙隔在了外面。毕竟,别人家的孩子,再优秀也不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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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会进展到大约一半时,乐晞觉得有些闷,便绕去了客厅旁边一个开放的小阳台。还没来得及推门,她就看见两个女孩背对她靠在阳台的护栏上抽烟。她犹豫了一下,刚要离开,就听见莫露西的声音从那边传了过来:

    “我还是头一次看见有人送这么寒酸的礼物,还能搞得那么冠冕堂皇。”

    “自古以来可不都是穷酸秀才最爱装清高。”回话的似乎是莫露西的小跟班谢依茹。

    “哎,对了,前几天,我从在LSE读书的朋友那里听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传闻。原来,她在那边的华人圈里也很有名呢,你知道他们管她叫什么吗?”

    “什么?”谢依茹抖了抖烟灰,饶有兴致地问道。

    “老处女。”

    “哈哈哈,为什么啊?”

    她在那边读研时,很多富二代想睡她,可惜她从不社交,根本睡不到。一开始大家以为她性格内向,后来才发现她居然瞒着学校偷偷去打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