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确定了莫副市长下周来公司参观考察，公司务必就要提前准备好迎接检查，李忠诚对这事特别上心，更确切的说李忠诚对类似可以露脸可以上镜的工作保持一贯的上心，迎接检查组的组长自然是李德虎。李德虎分管人事行政，接待是他们日常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李德虎口才好，关键是气场，经常也会主持各种大会，当然接待的解说自然也是他。李德虎给宋志远互联网项目部安排的接待工作主要还是围绕介绍集团互联网项目组的发展成绩、模式，特别是未来发展规划。
一层层任务就这样被布置了下来，宋志远在部门内主要分了两个组来配合做这项工作，宣布组主负责此次活动全部，包括现场的讲解、接待拍照以及后期的宣传，李磊的小组负责前期的准备，配合宣传组做好前置工作。由于前期的准备工作有很多需要搬桌子椅子的劳力活，毕竟这些男孩子做比较合适。李磊组的人员老人多，有责任心，做这些“额外”的工作得心应手也不会有太多怨言。宋志远给大家制定的原则就是细心，不得出意外，不能认为这就是一次应付检查，毕竟来访的官员级别比较高。
王旭冉正好回总部报销，李磊就抓了王旭冉的壮丁。王旭冉也喜欢做具体的事，李磊这么安排也算是投其所好。干活的间隙间，李磊请王旭冉喝茶，道：“旭冉，这可是我老婆家自己的茶，你喝喝看，有感觉我给你拿一盒，你出差喝。”
“老大，你又不是不知道，相对于茶，我更喜欢喝咖啡。”
“旭冉，最近工作还顺利吗？团队建设方面怎么样，有没有遇到刺头？”很明显，李磊问的话是有所指的。其实这次王旭冉还没回来，李磊就想着抽空找他聊聊。最近王旭冉属下两名员工越级向李磊告王旭冉的状，说王旭冉做事不讲情面，独断专行。李磊是这么想的，哪怕下面的人是恶人先告状，也不是说王旭冉的管理没有问题，再说从两人的举例可以看出，王旭冉工作中确实有些处理不当，再加上宋志远管理团队的启示，比如上周宋志远就给李磊讲过一次王安石的故事，所以这次李磊就决定找王旭冉敞开心扉聊聊，帮王旭冉打开心结。李磊关于此事也向宋志远寻求过意见，宋志远给的意见是，下面的人越级打小报告不主张，但是由于现在团队制度建设还不完善，管理中很多管理者自己本身做的也不完美，所以处理类似的事情要采用灰度的办法，不能太早给某人就下定义送帽子。
“是的老大，下面的人受不的一点委屈，手段狠点，力度大点，接下来的工作中立马就会反弹。”王旭冉也是一肚子委屈。
“新的团队工作开展过程中，这种情况都会遇到，特别是像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都是前无古人的也很难模仿谁，严重的甚至下面的人拉帮结伙起来造反都有。”李磊故意说的严重，也可以让王旭冉重视。
“不会吧？造反他们还没有这个胆吧？”王旭冉不置可否道。
李磊更想听听王旭冉怎么处理这类问题，于是问：“针对这种状况，你现在打算采取什么管控办法？”
“说心里话，老大，我也在发愁。”王旭冉有些心虚的看着李磊。
“宋总前几天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今天我也送你一个故事吧。”李磊说。
曾国藩都知道，但是李磊给王旭冉讲的却是如何与他人相处，曾国藩在这个方面也是一个楷模。话说这一年，曾国藩在湖南长沙招募训练了一支湘军部队。当时，长沙的治安不好，盗贼四起，搞得人心惶惶。曾国藩以吏部左侍郎的身份丁忧在家，属于二品京官。训练湘军又是奉旨所为，相当于是钦差大臣。曾国藩出于钦差大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行营中设立了“审案局”，专管治安案件。为了迅速恢复治安秩序，曾国藩在审案时往往从重从快，重则立决，轻则杖毙，就连一些芝麻小事也动用鞭刑。短短几个月内，就处决了200人。曾国藩因此得到“曾剃头”的外号。虽然曾国藩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是，这种行为实际上有越俎代庖，抢了地方官吏的饭碗。毕竟，对于地方官吏来说，断案虽是公事，但案子也是意味着钱财、人情。你曾国藩把所有的案子都断了，地方官吏岂不是喝西北风？而且，“萝卜快了不洗泥”，曾国藩雷厉风行的断案，难免会有出错的时候。时任长沙知府叫苍景恬在回忆录中就提及，曾国藩在一个案子里杀了4个人。然而，那是一个冤案。被杀的是无辜的好人，真正作恶的坏人却被曾国藩给放了。于是，曾国藩得罪了长沙的地方官吏。曾国藩在训练湘军时，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来激励、教育将士们忠君爱国，不得扰民，效果非常好，湘军的精神状况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与绿营那种混吃等死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光是这样，最多只是引起绿营官兵的嫉妒。可是，曾国藩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要求绿营官兵与湘军一起会操，希望以此来感化绿营官兵，开启他们的天良。会操是很辛苦的，尤其是盛夏季节，一队人冒着炎热的太阳在坝子上训练，这对于养尊处优的绿营官兵来说，无异于一种折磨。曾国藩每月还对绿营官兵进行数次训话，俨然不把绿营提督鲍起静放在眼里。后来，还奏请朝廷撤掉了鲍起静的心腹副将清德。这一下捅了娄子。一天夜里，一队绿营官兵围攻了曾国藩设在巡抚衙门里的公馆，破门而入，打伤了曾国藩的几个随从，就连曾国藩本人也差点中刀。那时候，不但绿营提督鲍起豹装聋作哑（有可能还是他鼓动的），连与曾国藩公馆一墙之隔的湖南巡抚骆秉章，都装作没看到。踌躇满志的曾国藩，在湖南巡抚和绿营提督的排挤下，搞得狼狈不堪。“吃一堑长一智”之后，他慢慢地学会了与这些有实力的地方大员搞好关系。曾国藩在衡州练兵时，并没有闲着，而是经常给湖广总督吴文和湖南巡抚骆秉章写信，汇报工作。曾国藩甚至还经常给骆秉章“诉苦”，倾谈训练湘军中遇到的粮饷、后勤等困难。这实际上是在向骆秉章示好。骆秉章又不是傻子，他怎么会看不出来，便逐渐转变态度，开始对曾国藩训练湘军的事业给予大力支持。及至后来，当曾国藩回家丁忧后，骆秉章还主动奏报朝廷，要求让曾国藩复出掌兵。身处职场这个江湖里，一定要搞清楚主要目的，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眼光要放得长远一些，不要太计较一时的得失，这样吧待会我再发给你一个看门人的故事。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的能力是很单薄的，但是有了大家的帮忙，就能做得更好。相反，多一个敌人就给自己的工作多找一个麻烦。
听完这些王旭冉若有所悟问：“老大，那接下来具体我该做些什么呢？”
“你知道的，你回去好好想想我讲的故事，曾国藩这么厉害的人都服软了，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要学着变通下呢？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怎么让更多的人能帮你，很多事就成了，团队管理也就轻松了。”越往下说，李磊越觉得自己也得到了升华。
很多年后，王旭冉再回首整个职业生涯，曾国藩的这个故事依然记忆犹新，这就是故事的力量，这就是厉害人物的榜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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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层任务就这样被布置了下来，宋志远在部门内主要分了两个组来配合做这项工作，宣布组主负责此次活动全部，包括现场的讲解、接待拍照以及后期的宣传，李磊的小组负责前期的准备，配合宣传组做好前置工作。由于前期的准备工作有很多需要搬桌子椅子的劳力活，毕竟这些男孩子做比较合适。李磊组的人员老人多，有责任心，做这些“额外”的工作得心应手也不会有太多怨言。宋志远给大家制定的原则就是细心，不得出意外，不能认为这就是一次应付检查，毕竟来访的官员级别比较高。
王旭冉正好回总部报销，李磊就抓了王旭冉的壮丁。王旭冉也喜欢做具体的事，李磊这么安排也算是投其所好。干活的间隙间，李磊请王旭冉喝茶，道：“旭冉，这可是我老婆家自己的茶，你喝喝看，有感觉我给你拿一盒，你出差喝。”
“老大，你又不是不知道，相对于茶，我更喜欢喝咖啡。”
“旭冉，最近工作还顺利吗？团队建设方面怎么样，有没有遇到刺头？”很明显，李磊问的话是有所指的。其实这次王旭冉还没回来，李磊就想着抽空找他聊聊。最近王旭冉属下两名员工越级向李磊告王旭冉的状，说王旭冉做事不讲情面，独断专行。李磊是这么想的，哪怕下面的人是恶人先告状，也不是说王旭冉的管理没有问题，再说从两人的举例可以看出，王旭冉工作中确实有些处理不当，再加上宋志远管理团队的启示，比如上周宋志远就给李磊讲过一次王安石的故事，所以这次李磊就决定找王旭冉敞开心扉聊聊，帮王旭冉打开心结。李磊关于此事也向宋志远寻求过意见，宋志远给的意见是，下面的人越级打小报告不主张，但是由于现在团队制度建设还不完善，管理中很多管理者自己本身做的也不完美，所以处理类似的事情要采用灰度的办法，不能太早给某人就下定义送帽子。
“是的老大，下面的人受不的一点委屈，手段狠点，力度大点，接下来的工作中立马就会反弹。”王旭冉也是一肚子委屈。
“新的团队工作开展过程中，这种情况都会遇到，特别是像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都是前无古人的也很难模仿谁，严重的甚至下面的人拉帮结伙起来造反都有。”李磊故意说的严重，也可以让王旭冉重视。
“不会吧？造反他们还没有这个胆吧？”王旭冉不置可否道。
李磊更想听听王旭冉怎么处理这类问题，于是问：“针对这种状况，你现在打算采取什么管控办法？”
“说心里话，老大，我也在发愁。”王旭冉有些心虚的看着李磊。
“宋总前几天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今天我也送你一个故事吧。”李磊说。
曾国藩都知道，但是李磊给王旭冉讲的却是如何与他人相处，曾国藩在这个方面也是一个楷模。话说这一年，曾国藩在湖南长沙招募训练了一支湘军部队。当时，长沙的治安不好，盗贼四起，搞得人心惶惶。曾国藩以吏部左侍郎的身份丁忧在家，属于二品京官。训练湘军又是奉旨所为，相当于是钦差大臣。曾国藩出于钦差大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行营中设立了“审案局”，专管治安案件。为了迅速恢复治安秩序，曾国藩在审案时往往从重从快，重则立决，轻则杖毙，就连一些芝麻小事也动用鞭刑。短短几个月内，就处决了200人。曾国藩因此得到“曾剃头”的外号。虽然曾国藩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是，这种行为实际上有越俎代庖，抢了地方官吏的饭碗。毕竟，对于地方官吏来说，断案虽是公事，但案子也是意味着钱财、人情。你曾国藩把所有的案子都断了，地方官吏岂不是喝西北风？而且，“萝卜快了不洗泥”，曾国藩雷厉风行的断案，难免会有出错的时候。时任长沙知府叫苍景恬在回忆录中就提及，曾国藩在一个案子里杀了4个人。然而，那是一个冤案。被杀的是无辜的好人，真正作恶的坏人却被曾国藩给放了。于是，曾国藩得罪了长沙的地方官吏。曾国藩在训练湘军时，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来激励、教育将士们忠君爱国，不得扰民，效果非常好，湘军的精神状况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与绿营那种混吃等死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光是这样，最多只是引起绿营官兵的嫉妒。可是，曾国藩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要求绿营官兵与湘军一起会操，希望以此来感化绿营官兵，开启他们的天良。会操是很辛苦的，尤其是盛夏季节，一队人冒着炎热的太阳在坝子上训练，这对于养尊处优的绿营官兵来说，无异于一种折磨。曾国藩每月还对绿营官兵进行数次训话，俨然不把绿营提督鲍起静放在眼里。后来，还奏请朝廷撤掉了鲍起静的心腹副将清德。这一下捅了娄子。一天夜里，一队绿营官兵围攻了曾国藩设在巡抚衙门里的公馆，破门而入，打伤了曾国藩的几个随从，就连曾国藩本人也差点中刀。那时候，不但绿营提督鲍起豹装聋作哑（有可能还是他鼓动的），连与曾国藩公馆一墙之隔的湖南巡抚骆秉章，都装作没看到。踌躇满志的曾国藩，在湖南巡抚和绿营提督的排挤下，搞得狼狈不堪。“吃一堑长一智”之后，他慢慢地学会了与这些有实力的地方大员搞好关系。曾国藩在衡州练兵时，并没有闲着，而是经常给湖广总督吴文和湖南巡抚骆秉章写信，汇报工作。曾国藩甚至还经常给骆秉章“诉苦”，倾谈训练湘军中遇到的粮饷、后勤等困难。这实际上是在向骆秉章示好。骆秉章又不是傻子，他怎么会看不出来，便逐渐转变态度，开始对曾国藩训练湘军的事业给予大力支持。及至后来，当曾国藩回家丁忧后，骆秉章还主动奏报朝廷，要求让曾国藩复出掌兵。身处职场这个江湖里，一定要搞清楚主要目的，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眼光要放得长远一些，不要太计较一时的得失，这样吧待会我再发给你一个看门人的故事。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的能力是很单薄的，但是有了大家的帮忙，就能做得更好。相反，多一个敌人就给自己的工作多找一个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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